我从万向的第一次出走是1995年5月份，原因是伟鼎许诺的发展部总经理的职位迟迟未能到位，以及受了宁波引发集团高薪的诱惑。我不知道一年的等待是长了还是短了？是否我的耐性不够？

那时由于我始终未能定位，我也不可能去问伟鼎发展部总经理的桂冠何时给我戴上，于是我陷入了深深的彷徨之中，我为自己的出路深深地担忧。要说让我回社科院搞科研，我是无论如何也是收不回这颗心，虽然回社科院现在是神不知鬼不觉，回去以后可能武功大大地提高，可能谁都不知道我从哪儿得到的真传。但社科院是一个很安逸的地方，我在万向这么伤筋动骨，心力交瘁，到底图的是什么？意义又何在？发展部总经理的头衔看来就象是遥遥无期，伟鼎是不是已经改变了主意？或者有什么变故？这些对我都是一个难解之谜。我难道能去问鲁冠球或伟鼎？古代的臣子难道能去向皇帝要官做？

1995年4月初，正在我苦闷彷徨时，赫然映入我眼帘的一则《浙江日报》招聘广告让我眼睛一亮！当时也很著名的宁波引发集团以15万至20万的高薪聘请企划高手！当时企划这个词很盛行，以至于后来我们参与广厦集团的招聘，居然“什么是企划？企划和企业策划有什么区别?”这样无聊的问题成为应聘者必答之题。当时我想，现在我做的工作难道不正是企划吗？那么这15万或20万年薪岂不是我也可以去争取？于是，我向引发集团投递了应聘信。

说来也巧，就在我偷偷地投递了应聘信的没几天，我即得到万向的通知说要让我去当时万向的第二大子公司（仅次于钱潮股份、后来重组为钱潮的一个子公司而成为集团公司的孙公司）、也是高技术的浙江万向机械有限公司去任办公室主任。这似乎真是对我开了一个玩笑，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对行政工作感兴趣的人，我一直是喜欢战略策划、项目开拓、资本运作等富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工作，做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但是当时我的态度是，回社科院搞空洞的研究，打死我也不干！不管怎样，既然是一个官，那我就去当了再说，我到万向可不是冲着一个普通的员工来的。再说，机械公司是万向未来发展的重点，由于机械公司的等速万向节是用在轿车上的，比用在卡车和大客车上的十字轴万向节附加值高几十倍，而且市场成长远快于十字轴万向节。于是，先由集团办公厅派遣，再由机械公司正式任命为万向机械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这是我第一次在企业任中层职位，而且是我根本没有想过的行政职务。我向来是对办公室主任之类的行政职务带有偏见的，所以上任机械公司办公室主任没有给我带来很多兴奋，更多的是出于无奈。

（此处万向机械公司办公室主任聘任书）

正当此时，我又得到宁波引发集团的通知，说是经过第一轮筛选，我从几千的应聘者当中被选中作为面试的对象，请我届时去面试。我觉得好奇和兴奋，要知道，原来被分配到社科院搞研究，后来到万向拼命埋头工作，真还不知应聘面试为何物呢。于是我应约去宁波面试，面试现场有宁波市政府的官员、有鄞县（现在的鄞州）的官员以及引发集团的高层。想不到我在万向的将近二年经历以及练就的一些招数居然如此有威力，我随便说了一些集团型企业的战略规划、信息管理、产业和项目开发、集团母子公司管理等问题，就博得了主考官们的赏识。可以说，在面试者当中，我是时间最短的一个，行云流水般的十分钟就决定了引发对我的选择。最后集团董事长陈银儿问我对报酬有什么要求，我说你们在广告中不都写明了吗？陈银儿说：15万－20万你就满足了吗？我当即说：是！要知道，在1995年，除了有些媒体炒作的诸如根本没有兑现的“何慕打工皇帝年薪50万”等噱头外，就是在深圳，15万年薪也已经算是高薪了。其实，我那时根本就没有想过那时自己能拿15万－20万的年薪，后来到了引发集团后，我根本就没有指望过一年真的能拿哪怕是广告中所承诺的低限15万，所以，后来当我第一次拿到一生中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一次性厚厚一叠5000元月工资时，兴奋得都不敢相信，这相当于我在社科院或在万向的一年工资呀！于是我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当即买了一台高级的菲力普音响，虽然这音响现在已经过时，但它一直而且到现在还跟随着我。

去引发应聘后回到万向，我自我感觉这次肯定能中选。但离开万向机械公司才一天，就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了，跟在发展部的时候不一样，当了办公室主任就尝到了被套牢的感觉，随时有电话要听、随时会有来客需要接待、随时有会议要开、随时公司老总都可能找你、随时可能有集团的某个领导要找你、随时有文件需要处理、随时可能要去生产现场。

上任将近一个星期，我即基本上适应了办公室的工作，从而也得到了万向机械公司总经理沈仁泉的器重。说实在的，在万向的那批元老当中，我还是比较佩服和敬重沈仁泉的，虽然他只有小学文化，但是人非常聪明，尤其在机械方面有特殊的天赋。他也是万向的第一批功臣和老臣之一，在万向的历史上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据说，只要他出马，没有不成功的，比如当年在一没有图纸二没有设备的情况下模仿研制成功了进口汽车万向节；在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可谓在一张白纸上筹建了高技术含量的等速汽车万向节；后来以首席代表身份赴武汉又成功收购了武汉制动器厂。但沈仁泉也有不成功的时候，比如作为汽车主机事业部，争取制造汽车项目就没有成功。仅一个星期，虽说我行政能力不见得比别人强（主要是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但精细、认真和废寝忘食的精神我一点都不比别人差，我的感受是，行政工作只要操心、细心就能做好，因此说，办公室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沈仁泉很快就放心地让我处理大部分事项以及几乎所有会议。

到了子公司，才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母子公司关系的不顺，办公室的几个办事人员，也就是我的下属总是一个劲第数落上面（集团公司）多少多少官僚，如何如何地瞎指挥，文件如何如何的多，要对付上面的事情多少多少烦等，他们也希望我利用原来在集团公司有利身份，协调好与集团公司的关系，沈仁泉也对于集团公司的关系觉得无奈，称为了对付上面花费了他太多的精力等等，让我全权处理与上面的关系。

看来，除了觉得有点杂外，我开始对办公室的工作不那么厌烦了，至少它不象发展部那些创新的工作那样劳神。正当我对办公室工作从不烦向还算喜欢转变时，我却收到了引发集团的聘用通知书，说是由董事会聘请我任发展部总理，年薪15万－20万元，月工资4500元。我大喜过望之余，又深深地陷入了矛盾之中。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感恩的人，从这二周看，当我适应了以后，似乎感觉到机械公司尤其是沈仁泉少不了我。人家都说沈仁泉脾气很差，经常喜欢训人，但他对我总是礼仪有加，从来没有对我有过粗鲁。对于一个小学毕业的聪明老总，我由衷的钦佩，对于原先性格暴躁的人所显示出来的真诚和礼仪就显得更加的可贵。应该说，如果光从公司的角度，我要是跟沈仁泉长期的合作下去，那是最佳的搭档，他文化低我文化高，他暴躁我温和，他刚性我柔性。所以，面对他，我心里还有这么个“外遇”的秘密，常常会觉得对不起沈仁泉，却没有觉得对不起伟鼎。

后来的有一件事更加让我不能一下就走开。这段时间，集团公司办公厅A主任甚至伟鼎和鲁冠球经常到机械公司检查工作，尤其是环境卫生、场景布置、横幅标语悬挂等不厌其烦。那时我们还对职工进行训练，训练他们大人物来时应该如何如何，当大人物到你身边问你话时如何如何如何回答，没有到你身边时应该照常做自己的工作，不可探头张望，不可离开自己的岗位等。有人透露说是有大人物要来万向集团视察，而且机械公司由于设备先进（全部是数控机床）、环境整洁、较有现代气息，所以就选中了机械公司作为大人物的参观地点。因此，派我来机械公司任办公室主任有二方面含义，第一方面是为了迎接大人物的来临加强领导进一步改进机械公司的环境。第二方面的原因后来才知道，就是让我到一线锻炼。我决定是否去引发等大人物来过以后再说。

但是从我的抱负看，一个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显然不是我的目标和归宿。更何况有这样的高薪的引诱。

直到最后三天我们才知道要来的人物居然是江泽民总书记。

江泽民来的那天，鲁冠球显得激动地说：“江书记，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当然，我是没有接近江泽民的机会的，伟鼎和鲁冠球都在显著的位置笑容可掬地与江泽民合了影。我只能在外围维持秩序。其实，要说维持秩序也没有必要，省里各级部门早已有安排。再说万向向来是什么事都是有条不紊的，这次也一样。从接待大人物宠辱不惊的气度来说，万向确实称得上是有大家风范，大人物见得多了，所以能够保持麋鹿蹦于前而心不跳，从不会发生尾随、围观等局面。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具有大气度的大公司和一个小家子气的小企业的区别。我也见到过一家称得上优秀的浙江民营企业，有一次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去这家企业视察，到公司之前的几个小时，所有办公室似乎都没有心思工作了，所有的人都翘首以盼。到了李泽民到公司的时候，真是壮观，所有办公室的窗户都挤满了人头，你看看，只不过是李泽民，要是江泽民来了那还怎么办？

看来，如果要离开万向，我去向的选择是非引发莫属了。江泽民来临以后，我在一小段时间里对是否离开万向仍是处于动摇之中，无论如何，将近二年，对万向总是有感情的嘛。最终导致我下决心离去是由三件事所导致的。

第一件事是，办公室行政工作我很快就适应了，但天天重复的简单工作已经让我觉得有些厌烦，这样我就更加对那些长期在车间里干长期的体力活充满同情。而且，沈仁泉经常是来无踪去无影，集团的办公厅主任经常会问我沈总到哪里去了，我常常会说不知道，这样，A主任就会批评我说，随时搞清老总的去向是作办公室主任的职责，这使我苦恼，我也一直没有打算过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我在嘀咕，这不是让我这匹千里马去拉磨吗？

第二件事是，我当时在社科院的房子终于在1995年5月份就要到手了，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因此，每周的周2和周5二个半天我必须在社科院出现。以前在总部时，我想回去露面，要个车还是很方便的。但现在要辆车即很难了，因为子公司除了老总外，是没有公用车的，公用车都集中在集团公司。子公司要车，需要向集团公司结算费用，这样，子公司的用车是被卡得很紧的。与后来我遇到的几个民营企业其子公司地位高（因为是产生利润的）、母公司行政管理部门地位底（因为是产生成本的）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反差，万向的集团公司行政管理部门地位很高，权力很大。这样，就让我非常苦闷，打的不可能报销，更何况大部分时间根本打不到的，这样，我要回社科院就要费很多周折，通过九曲回肠回公司时，又发现耽误了很多事，有时是沈总有急事找我，有时是集团办公厅有急事找我。我要是在杭州的家里住，那么我早上必须在5点就要起床，乘坐从杭州到绍兴的中班车在萧山的通惠路口下车，然后以我运动员的体力和速度走一小时到达万向集团。这样早晨需化二个半小时才能赶上万向的7点半上班时间。万向对特殊情况是从来不会通融的。对于惯于晚睡晚起的我来说真是要命，这样二个半小时的宝贵时间被用来折磨自己，确实让我心力交瘁。我有时在想，这就是堂堂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在万向所应该得到的待遇吗？

第三件事更直接、更现实，我参加工作都八年了，还是赤贫，马上就要到手的房子面临着家徒四壁，没钱装修。如果我去引发，一年就可以脱贫。这是最能吸引我的地方。

从这里更加体现出我对委屈的承受能力不够，或者说逆境商不高。这在后来与何伯权的今日集团打的短暂交道中进一步得到说明。但是，我在内心深处常常问自己，我并不是吃不起苦，也不是受不得暂时的委屈。但委屈到底要承受多久？承受这样的委屈是否值得？

 

当我终于分到了社科院给的日思夜想的房子后，就下定了决心去宁波引发集团上任。我也不给万向以任何迹象，突然提出辞职，也不给伟鼎等有任何挽留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只要给予伟鼎他们挽留的机会，我可能就会动摇已下定的主意。所以，我就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辞职，也不告知去向。办公室的一个文员可怜巴巴的对沈仁泉说：“沈总，我们又要没有主任了。”表现出一脸的无奈，我和沈仁泉等也只能连连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