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让我心里茫然的是，我回到万向的第一天的遭遇无疑是给我泼的第一盘冷水。司机把我的行李从杭州拉过来，卸在万向总部大楼的大门口，然后，我本以为虽然没有欢迎仪式，至少总归已经安排人帮我至少搬一下行李吧，但是等了几分钟，始终见不到有人帮我搬行李迹象。心里虽然在嘎嘣，但我还是把它认为是总裁办没有跟集团办公厅衔接好，我从来不会对这样的事很在意的，我决定自己动手，体力方面的问题从来难不倒我，本人14岁初中毕业成了村里最小的农民时，就已经挑过200多斤的担子了，大学时更是长跑健将，练就很好的身板和耐力。我就一趟趟地往我办公室的四楼搬，四捆每捆80斤的书确实很让我费劲，尽管有些气喘，但在楼梯上碰到我的，不管认不认识，始终没人来帮我一下。甚至在这么一个繁重的搬运过程中，居然遇上鲁冠球了，他也是不温不热，俨然已经不象第一次和第二次那样，说一声“欢迎”之类的话。整个过程没见到伟鼎。

第三次回万向的第一天，我感觉到不妙。

更为不妙的事接连发生，虽然合同上签的是担任首席战略代表职位，其他二位首席代表都已任命，而对我的任命却迟迟不见动静，伟鼎也很少见到，见到时也就是给我交待许多任务，绝口不提关于任命的事，我想，不用急吧，有事情做就先做再说，我向来是先做事，对自己利益内的事总是不会随便启齿。是伟鼎（当然包括鲁冠球）布置的事，我总是把它作为神圣的任务，不折不扣地以最快速度完成，能在三天内完成决不拖到四天，因此我在万向和C集团获得了“笔快”的称号（C集团的另一文人获得“嘴快”的称号）。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我几乎完成了10项任务，包括“中国万向控股集团公司”组织设计。由于出手太快，我在C集团遭到一些非议，有些比较聪明的好心人告诫我说，出手不要太快，明明你一周内完成的工作，最好拖到半个月或一个月，否则老板会觉得你的工作很容易，就会低估你工作的价值，但是我却仍然出手越来越快，因为我是以感激的心态来对待工作的。也许伟鼎觉得自己虽然是鲁冠球的儿子，但是到底还年轻，自己的权威在那些跟鲁冠球一起创业的老臣甚至年数稍久的老将那里，多多少少是要打一些折扣的，因此培养能与之抗衡的少壮派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我除了首先受鲁冠球的认可外，一直是伟鼎培植的对象，因此总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激昂。所以有时那怕是受一些委屈，也总是委曲求全，而不会把由于伟鼎的过错和盘托出，所以总免不了有时会被大老板（万向的员工私下把鲁冠球称为大老板，把鲁伟鼎称为小老板）误解，书中的许多情节可能伟鼎就一直没有向鲁冠球披露过。就拿这次回万向来说吧，万向原来的同事、各部门经理，原各部门的主管、职员，似乎都是以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似乎能够从他们的态度、眼神里读出：“好个夏博士如此没骨气，出去二次了还回来，一定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吧，有本事出去了就别回来。”在开部门联席会议时，我更是感觉到原来这些同事的不温不热，就是比完全冷漠还更令人难受。

更令人感伤的是，原先我的部下已经今非昔比了，前二年对我毕恭毕敬的部下现在变得对我不温不热了，而且是有意无意地回避……

但我似乎是与伟鼎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我知道伟鼎可能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我当众说穿是伟鼎请我回来的，尽管面对如此多的冷漠甚至鄙夷的眼光，我真想大声说出“是万向请我回来的！”但我忍住了，我相信小不忍，即乱大谋，所以我始终在任何场合都不说是伟鼎对我许下了许多诺言，是万向请我回来的。有时我甚至还要违心的地说一些“在外面走来走去，看了这么多地方，比来比去还是万向好”诸如此类的话。因此，可能当我最后离开时，甚至鲁冠球都不知道最后一次我回万向的内幕。

更令我惊讶的是，过了一个多月，我去领第一个月工资时，居然还是我三年前担任发展部总经理时的月工资，这比伟鼎承诺的首席战略代表的工资要低好几倍！

我还是想，待遇上的滞后总是暂时的，也许伟鼎还有什么难处，也许以后会补给我，所以我还是干活再说，包括伟鼎布置的、我自己主动找活的，只要有事干，我心里就安心。

但此后我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伟鼎很少能见面，中国万向控股也未见设立，也未见对伟鼎万向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任命，也就是说伟鼎提出的设想没被鲁冠球认可，当然也就未见对伟鼎首席执行官的任命。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尽管其他的首席代表、集团部门总经理的新报酬体系都已到位，唯独我的工资还是1995年末发展部总经理时的工资。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伟鼎已很少给我布置任务了，我也找不出活来干了，没有任何人来理我，只不过没人来赶我走，万向总部的大门也不把我挡在门外。

我在许多方面的活动开始受到封杀，原先伟鼎布置我写许多文章在万向报上面发表，那时伟鼎开始强调一些柔性方面的管理：原先不让提的企业文化提法得到解禁、强调内部沟通、强调“内育职业忠诚、外树企业形象”，开始我围绕这些内容写了不少文章，发表也畅通无阻。但后来发现，我的文章不被发表了，我问《万向报》编辑部，他们始终三缄其口。更让人感到深秋的寒意的是，一次财务部请我在全体中高层讲一次关于财务预算的课，通知都发出去了，后来通知突然被勒令收回，后据说是鲁冠球亲自下的命令。

在1999年3月至1999年6月的四个月日子里，我难以想像当时是怎么过来的，在我那还算宽敞气派的办公室里，孤零零地躺着一张很大的老板桌，桌上并排摆放着漂亮的国旗和万向旗，这让我比较喜欢，有时还很振奋。

我的办公室门可罗雀，有一次浙江省重点企业交流会在万向召开，一位认识我的著名企业家走过我的办公室，看到我孤零零地坐在办公室发呆，就好奇地进来跟我聊了一会，然后同情地叹了一口气，说：你是三国时的徐庶，曹操把你弄过来，只要不为刘备（指C集团老总）出谋策划就行了，至于你在这里是不是出力，他们并不关心。这话倒是说得有些过分，我知道，伟鼎请我回来确实是希望我发挥作用的。企业家之间不应是这么一种心胸狭窄的。

这四个月，大部分的日子是绵绵不断的阴雨天，有时候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宽大的办公室，望着雨蒙蒙的窗外，真是“拔剑四顾心茫然”。

我陷入了泥潭，我发现是被夹在中间了。

现在，要是还赖着不走就很无味了，于是发生了以上最后的一次出走。

我不知道这个中到底是什么原因？要是说伟鼎请我回来是单厢情愿而鲁冠球不认可，那也不对呀？记得在这次回万向的前期，我跟鲁冠球作了一次沟通，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又去了什么企业了？”我如实相告，并表明了在往后的岁月里，为万向终身服务的心愿，我说：“听说国外有一种说法，跳槽的最佳次数是三到五次，这次回万向，是我的第五次跳槽了，也是最后一次了。按我的身体，我至少还能为万向服务三十年”。鲁冠球听后爽朗地笑了：“不要说你了，连我都还能干三十年呢，福特、松下不都到80多岁才退休吗？”